技术巨头如何成为数字时代的“封建领主”

fudashuai

       在布朗看来，尽管马克思提醒我们，竞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但高度发展的数字资本主义已经逐渐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市场的占有与垄断，而非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免于甚至回避竞争反而成为技术巨头们的趋势。这种“地租优于生产”的逻辑，引发了当下种种关于平台权力的争议。技术巨头是如何演变为新时代的“封建领主”的？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技术封建主义》，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让数据“活”起来的“大他者”

       网络空间里的数据就像是一座座“数字金矿”，但这些金矿的开采并不是无限的，原始数据存在绝对稀缺性。原始数据、尤其是高质量的数据流的获取，需要巨大的投入。真正让这些数据“活”起来的是“大他者”——那些能够处理和利用这些数据的算法和服务。例如，谷歌就像是一个超级数据处理器，它从全球各地收集信息（数据流），然后利用这些信息提供搜索、广告等服务，这就是“谷歌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数据提取的地方成为战略要地，谁控制了这些地方，谁就掌握了信息的主动权。

       与传统资源（如土地）不同，数字资源具有独特的特点。土地是有限的，你占了一块，别人就少了一块；但数字资源，尤其是原始数据，虽然稀缺，但一旦收集和处理，其应用几乎可以无成本地扩展。

       这就像你写了一本畅销书，虽然写书的过程很辛苦，但一旦出版，每多卖一本书的成本就很低了。在数字领域，大公司往往能够通过吸收初创公司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比如Siri，这个原本由斯坦福大学研究所开发的虚拟助手，在被苹果公司收购后，迅速融入了苹果的生态系统，变得更加强大。这是因为大公司拥有更多的数据资源和技术能力，能够将这些初创公司的技术更好地应用和推广。

       这种现象反映了一个经济理念：在数字时代，组织（大型数字公司）优于市场。因为组织能够整合多种数据来源和算法流程，实现协同效应，从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我们发现，数字技术不同于土地和工业资本等其他生产资料。它将稀缺的原始数据与几乎无成本的复制能力相结合，打破了传统资源的限制，同时破坏了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市场竞争过程。

       对“数字土地”的依恋

       人们愿意放弃一部分个人隐私，换取算法带来的便利和效率，比如更精准的推荐、更快捷的服务等。这种关系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馈循环：数据越多，算法越智能；算法越智能，服务就越好；服务越好，人们就越愿意提供更多数据。这就像是一个不断加速的螺旋，推动着整个数字世界的飞速发展。

       谷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的强大不仅仅在于算法的先进性，更在于它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用户网络，这个网络中的每个用户都在为谷歌贡献数据，而谷歌则利用这些数据不断优化自己的服务。这种协同效应和用户之间的互补性，让谷歌的服务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难以被替代。

       经济学家称之为“交叉补贴”，意思是通过让一部分用户支付高价，来吸引更多的用户享受低价或免费的服务。比如，你在网上看免费的菜谱、用谷歌搜索信息，这些服务的费用其实是由广告商来承担的。而广告商之所以愿意支付这些费用，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这些平台接触到大量的潜在客户。

       然而，这种超大规模的逻辑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我们越来越依赖于这些数字服务，以至于很难摆脱它们。如果你选择不使用大数据和算法服务，你可能会发现自己被社会边缘化。这就像中世纪农民想要逃离封地一样困难，因为外面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他们熟悉的了。

       对于生产者来说，这种依赖更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平台，都离不开数字环境。他们的活动会产生数据，而这些数据又会反过来支持他们的活动。虽然你可以选择更换平台或收回数据，但高昂的转换成本和强大的网络效应会让你很难做出这样的决定。总的来说，大数据和算法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之中，它们构建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控制结构。我们需要理解这种关系背后的经济动态和社会冲突制度，才能更好地应对数字时代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技术封建主义

       马克思的观点提醒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并盈利，就必须不断降低商品价格，以此吸引消费者。但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对劳动力的剥削，因为降低成本往往意味着减少工人的工资或增加他们的工作量。

       然而，有趣的是，尽管竞争是资本主义的基石，但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却致力于逃离这种竞争。

       硅谷的彼得·蒂尔就曾说过，创造价值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能够捕获并保留你所创造的价值。这是因为，在全面竞争的市场中，所有企业都在争夺有限的利润，这往往导致利润被不断稀释，甚至消失。

       因此，对于企业家来说，找到一个能够避免直接竞争、稳定获取利润的方式，是至关重要的。

       邓肯·弗利则进一步揭示了这种竞争背后的矛盾和对比效果。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剩余价值是通过资本家对劳动力的剥削产生的，但这些剩余价值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所有资本家的。相反，它们是在资本家之间展开的一场激烈的争夺战。

       在这场争夺中，一些资本家通过创新、提高效率等方式创造了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另一些资本家则可能通过不正当手段（如地租、金融投机等）来获取转移性利润。以法国不动产信贷公司为例，这家公司并不是为了进行生产性投资而成立的，而是为了通过股票市场投机来获取利润。它们试图垄断对工业融资的控制权，从而掌握更多的资本和资源。这种行为，马克思称之为“工业封建主义”，即利用金融手段来控制和剥削工业生产。

       封建主义通常指的是那些不直接参与生产，而是依赖剥削他人劳动成果来获利的阶层。现在，这种“地租优先于生产”的逻辑也被应用到了无形资产密集型企业，特别是平台企业上。这些企业可能更侧重于如何捕获和占有价值，而不是创造新的价值。

       想象一下，在数字化时代，各种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提供着各种各样的服务。然而，当这些平台开始垄断市场，它们可能不再那么关注如何改进服务或创新产品，而是更多地考虑如何从现有用户身上获取更多利润。这种时候，系统的活力可能就开始减弱，因为竞争变得不再那么激烈，创新的动力也会下降。但是，如果占有活动过于猖獗，垄断了过多的资本，那么生产部门就会看到新的盈利机会，吸引新的投资进入。这就像是一个跷跷板，一边高了，另一边就会低下去。

       托斯丹·凡勃伦在他的《有闲阶级论》中，深入探讨了掠夺问题。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掠夺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这是因为，资本收益的最大化并不总是依赖于生产的最大化，而更多地取决于对整个经济体系的控制。这种控制往往是通过掌握战略要素，如无形资产、专有知识或独家产品来实现的。这些要素为所有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并不一定对整个社会有益。

       凡勃伦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想法，那就是把经济管理的权力交给工程师，让他们来确保全体人民的繁荣。但他的担忧是，工程师可能也会被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特殊利益所左右。他看到了工业进步背后的障碍，那就是商界的主要活动往往不是组织生产，而是通过各种手段来勒索他人。

       凡勃伦的深刻见解之一是，当经济效率和创新达到一定程度时，掠夺性规范反而更容易兴起。

       这是因为一个社会的经济越发达，它为掠夺提供的空间和机会就越多。这就像是一个富饶的果园，吸引了更多的鸟儿来啄食果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算法时代，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新的掠夺手段也在不断涌现。

       数字时代的掠夺性监管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掠夺性监管成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想象一下，有两个人在森林里找食物，一个是猎人，一个是采集者。猎人拥有武器，可以轻松地捕猎到更多的动物；而采集者只能依靠双手去摘取果实。这时，如果猎人不仅捕猎自己的食物，还抢夺采集者的果实，那么这就构成了掠夺。在这个例子中，猎人是掠夺者，采集者是受害者。

       资本主义内部的竞争就像是采集者和猎人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虽然每个人都在努力获取资源，但整体上是累加的，因为资源（如制造品）是可以不断生产的。而封建内部的竞争则更像是战场上的零和博弈，土地是有限的，你赢了我就会失去。在数字技术领域，掠夺性监管就像是一个强大的猎人，它利用技术和数据来控制和监视猎物（即用户或企业）。

       这种掠夺不仅可能通过简单的价值转移来实现，还可能在过程中产生额外的成本和破坏。比如，一些大型科技公司可能通过垄断市场、滥用数据等方式来掠夺用户的隐私和利益，这不仅损害了用户的权益，还可能对整个社会造成负面影响。此外，数字技术的依赖也让人们更加难以逃避掠夺。就像我们现在无法离开手机和互联网一样，个人和组织对数字技术的依附性越来越高。这种依附性的另一面就是高昂的退出成本——一旦离开数字技术，我们可能会失去很多便利和机会。因此，被捕获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竞争活力也受到了阻碍。

       从宏观经济动态的角度来看，如果社会将更多的投资用于保护和扩大数字地租控制权，而不是用于生产性投资，那么这就会阻碍新兴生产方式的发展。这就像是我们把更多的钱用于修建围墙和雇佣守卫来保护自己的领地，而不是用于开垦新的土地和种植更多的作物。

       这样做虽然短期内可能看似安全稳定，但长期来看却会削弱我们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我们需要警惕这些现象，将生产而不是掠夺视为主要模式，并努力维护一个公平、可持续的社会经济体系。  原作者/[法]塞德里克·布朗  编辑/刘亚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