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诺奖是对坚持长期主义与良好科研生态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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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报：诺奖是对坚持长期主义与良好科研生态的回报　　文 | 李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10月4日，随着诺贝尔化学奖的公布，今年诺奖的三大自然科学奖全部揭晓，共有8名科学家获奖，其中美国科学家有5人，物理学奖、化学奖以及生理学或医学奖都有美国科学家的身影，美国仍是当今世界诺奖获得者的主要来源地。在祝贺这些科学家获得诺奖的同时，有必要深入追问一下，产生诺贝尔奖需要什么样的理念与环境，我们到底缺少啥？

　　今年获诺奖的成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成果的最初萌芽几乎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在基础研究领域产生的，经过多年发展终于成熟并被学术界承认。笔者曾与友人戏言：40年的种子终于开花了，这是基础研究的胜利，更是长期主义的回报。

　　这里颇具戏剧性的人物当属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卡里科（Katalin Karikó，1955-），她自1982年博士毕业以来，毕生专注于研究信使核糖核酸（mRNA），甚至为此遭遇被学校解聘、降薪以及无法晋升职称等挫折，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随着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基于她的理论开发的新冠肺炎疫苗横空出世，极大地缓解了疫情对于全球造成的危害，由此，她的高光时刻终于在40年的寂寥后姗姗来迟，笔者查阅了一下相关的资料，2020年以来她获得了无数荣誉，现在她更是科学界舞台中央最耀眼的明星，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是幸运的，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同样做出伟大成果却到死都没有得到承认的人。

　　研究诺贝尔奖的文献汗牛充栋，在笔者看来就两个问题，即对于个人与环境的边界条件的解析，简单来说，科学家个人要获得诺贝尔奖需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成果要绝对过硬；其次，要有人推荐或者机缘绝佳；第三，寿命要足够长。从这个三个条件可以看出，其中最重要的是做出具有原创性的成果。那么，产生诺奖级的成果需要什么环境条件呢？笔者认为同样需要三个条件：首先是耐心；其次是宽容；第三是资助。这三项条件中，前两项是科研生态环境的基础性表征，后者则是真金白银的投入。相对而言，耐心与宽容氛围的建设比资金投入要艰难很多，毕竟，基金通过政策安排就可以在短期内有很大的改观，但是，科研生态中的耐心与宽容氛围的形成则需要非常漫长与苛刻的条件，中国古人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由此可见，耐心与宽容都是非常高级的文化格调。美国的科研生态环境曾被公认为是非常友好的，素以耐心、宽容以及对基础研究投入慷慨著称，即便如此，卡里科仍然面临申请不到基金、被解聘与无法晋升职称等艰难处境，试想，如果卡里科要是在我们这样的科研生态环境里工作又会遭遇怎样的处境呢？

　　既然基础研究如此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发展基础研究呢？这里要明确一个现状，由于我们国家过去长期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导致基础研究领域的知识产出总量严重不足，笔者曾用官方数据分析过，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对GDP增长呈现明显的弱正相关性，发达国家这个数据是明显的强负相关，这与常识是严重违背的。众所周知，基础研究成果离市场化应用还很遥远，无法带来直接收益，这部分投入只会造成经济的挤出效应，中国之所以会出现弱正相关性，只能说明我们的基础研究成果供给太少，任何知识都能带来正向收益。

　　笔者曾分析过中美两国21年间（2000-2020）R&D的投入结构，美国基础研究投入平均占到R&D的17.2%，而中国这个数据仅为5.2%，美国在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上是中国的三倍多，如果再考虑到美国R&D总量约是中国的一倍（美国2020年R&D投入为7208亿美元，而中国2020年R&D投入为24393亿元人民币，折合3696亿美元），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全时当量科研人员数量约是美国的1.5倍，由此可以清晰知道，中国搞基础研究的境况很严峻：人多钱少，再加上现有的科研生态环境很不利于基础研究的发展，这就说明了中国基础研究孱弱的现实及其成因。

　　当下中国在政策层面推进基础研究方面遇到的最大思想阻力就是技术与科学哪个更能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从科技史的视角来看，技术在短期内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科学更能推进经济发展，这种模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有很好的体现，前者依托技术，后者依托科学。而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兴起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以及当下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则完全是采用一种新模式：科技一体化，科学甚至显得更重要一些，近年来那些撬动社会变革的新技术都是源于基础研究的成果而产生的。即便按照传统模式来决策，短期内技术更能推动经济发展，理应技术优先，但是这种模式在中国也是低效甚至无效的。笔者曾撰文指出：由于基础研究的孱弱，导致中国的应用研究（过渡型技术）基本上处于无效的空转状态，这可以从应用研究占R&D的比例与GDP之间存在强负相关性来证明，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就是值得应用转化的上游知识供给严重不足，导致大多应用研究处于低水平重复状态。

　　笔者曾用工业生产流程解释这个现象，基础知识相当于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而技术相当于原材料的加工方，当原材料供给有限，而高度同质化的加工方越来越多的时候，导致工业产品质次价高，更为严重的是会造成加工方的恶性竞争以及内卷，相反如果原材料供应丰富，则可以极大地拓展技术范围，并降低无效内卷状态，毕竟任何新领域在最初都是不存在内卷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产生重大技术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在知识更新加快的背景下，技术迭代才会随之出现，否则，缺少前端的变革，技术迭代就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就中国历史说过一个掌故：六百年来基本的农具仍是一模一样。何以至此，知识匮乏是主要原因，由此也可以间接证明本文的观念。

　　诺奖是一面每年照一回的科学透镜，让我们看到自身存在的不足与短板，这面透镜照多了，一些共性问题自然就会呈现出来，落后不可怕，只要迎头赶上就好。

　　今年这面透镜恰好让我们再次锚定了三件事：首先，政策层面对于基础研究要坚持长期主义，加大投入力度，不能游移不定；其次，继续推进破四唯/破五唯，建立科研的多元评价体系，营造一个适合基础研究的生态环境；第三，塑造科学建制的耐心与宽容精神，在功利主义时代，体制的耐心与宽容才是最重要的，否则如果仍一味要求个体保持耐心与宽容，既是不公平的，也是无效的。只有知识丰腴的地方，创新才是取之不竭的，反之，创新就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