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狗致音乐人损失过亿？上百制作人展开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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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资料显示，此时，还有92家商家，3000多首歌没有收到结算款项，累计欠款高达一个多亿。　文/周矗 编辑/石灿　　来源：刺猬公社

　　音乐是门艺术。但当音乐人们失去了面包，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是和普通人一样大声地呐喊。

　　5月27日，一段音乐人集体维权的照片开始在新浪微博上发酵。

　　这些人都是入驻在酷狗商城的音乐制作人。为了维权，他们在酷狗音乐的广州总部门口拉上了横幅，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

　　2018年，酷狗音乐曾发起了一项名为“圆梦计划”的活动。音乐制作方可以制作歌曲小样，并自主定价，上传至酷狗旗下的5sing商城。酷狗直播的主播可以通过在直播中众筹的方式，自主购买小样，最后制作成曲，上线播出。

　　简单来说，粉丝出钱，商家制作，酷狗拿版权。

　　这本是一项“主播圆梦，制作人盈利”的好计划。但在2019年3月8日，酷狗方面却突然通知，将于3月25日关闭商城交易。已经发起的众筹活动，如果未完成众筹则不能获得圆梦基金，而完成众筹的主播则可以继续完成制作流程。

　　没想到，3月22日，酷狗突然宣布商城“暂停交易”，并关闭了商城购买渠道，比之前的通知还早了三天。这让很多已经完成众筹还没下单的主播不知所措。

　　据“北京时间”报道，很多主播为了能拥有自己的歌，并回馈粉丝，自己砸钱凑够众筹基金。提前三天关闭交易，让主播们揣着钱，却买不到歌。

　　据刺猬公社了解，音乐制作方的损失更加严重。

　　曾入驻酷狗商城的音乐制作商周韬告诉刺猬公社，他于去年入驻5sing商城，通过商城为众筹成功的主播提供歌曲制作服务，单首歌价格在3-5万人民币不等。

　　“3-5万每首的内容包含词曲创作，编曲，录音，修音，混音，母带，版权，最后每首歌的利润也就几千块，还没算给酷狗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金。”他说。

　　在他的描述中，酷狗音乐实行的制度是：众筹成功的主播下单后，制作方验证消费码给主播制作歌曲。等歌曲制作完通过商城审核后，商城进行歌曲上线操作，同时进行ISRC（国际标准音像制品编码）登记。通过的歌曲通知商家按要求寄出内容大部分空白，只签字盖手印的版权登记资料，以及70%的首款发票。然后再等待收到酷狗支付的版权款项。

　　所以，大部分歌曲从小样到后面的成品制作，都需要音乐制作方自己先垫钱，再等着酷狗结算。按双方《费用结算确认书》的约定，酷狗支付款项的时间应为：ISRC登记完成15个工作日内支付70%首款，做完版权登记后15个工作日支付尾款。

　　4月4日，酷狗彻底关闭了商城。许多挂在商城上的小样、制作完毕等待审核的歌曲都没了着落。

　　4月12日，酷狗主播接到了酷狗停止“圆梦计划”的通知。根据微博网友@Felix_Official的介绍，有余额未使用且未选歌制作的主播有两种退出方式，一是众筹资金直接退回，二是折合成直播平台道具。但折算现金后仅为主播众筹目标的1/4。

　　在制作人这边，他们收到的是一封“单方面降价”通知。4月15日，许多音乐制作商收到了酷狗发来的邮件，要求按底价折卖歌曲。一般3-5万的单曲版权费，被要求降到了3000或1万元，而且还要强制性“二选一”。

　　由于很多歌曲版权已经独家授权给了酷狗音乐，这些音乐制作商无法再把音乐进行“二次售卖”，酷狗音乐的“良心发现”成了他们唯一的希望。

　　有资料显示，此时，还有92家商家，3000多首歌没有收到结算款项，累计欠款高达一个多亿。

　　“所有商家都不同意折价卖歌，所以我们开始了第一次维权。”周韬说，维权后，酷狗繁星CEO谢欢曾发表过一封公开信，承诺将对遵守平台规则的优质歌曲，正常结算发行。

　　4月16日晚，他收到了酷狗最新承诺“正常结算”的通知。

　　本以为会等来维权结果，可他至今还没有收到过尾款，歌曲审核通道也一直没有开放。迄今为止，他已经被拖欠制作费用30万元，他感觉到，自己好像又被“忽悠”了。

　　他曾试图联系过酷狗商城的QQ客服，但在4月29日有一段对话后，QQ客服便一直没有回复。

　　另外一位音乐制作商赵明告诉刺猬公社，酷狗曾在第一次维权后结算过70%的费用，但他至今没有收到30%的尾款，欠款多达230万元。

　　“我们工作室的人没日没夜的给酷狗直播的主播做歌，我自己也因此得了急性角膜炎，鼻炎也加重。”赵明说，这种垫钱做项目的压力非常大。

　　作为公司的老板，即使酷狗不给他结钱，他还是要给作词人、编曲人、混音师、录音师等老师付钱。而他的母亲，却正在北京一家医院进行第三期化疗。

　　赵明所在公司为酷狗主播子慧制作的一首《淡伤》，曾在2018年9月14日就上线发行。但八个月过去了，至今没收到尾款。

　　周韬回忆，5月25日，他收到了一则新增费用结算的通知。通知中称，要求音乐制作商家提供详细的歌曲制作费用明细，并附上了一份《歌曲制作参考标准》的Excel表格。

　　在这份Excel表格中，把作词、作曲、编曲、乐器等分工按照“头部歌手”“流量艺人”“新人”等方式进行了划分，这让包括周韬在内的音乐制作商很生气。

　　“标准相当不合理，比如国家爱乐乐团录制弦乐，只有五千元的标准，这个稍微关注点的人都知道，爱乐乐团啊，五千？这是明白着欺负商家，恶意压价。”包括周韬在内的大部分商家，都拒绝了这份“自我评级”。

　　于是，事态演变到了文章最开始的那一幕。参与谈判的代表之一姗姗向刺猬公社透露，他们在5月28日与酷狗方正面谈判了三个小时，给出的结果还是等。

　　“等他们答复吧。”姗姗无奈地说。

　　官方暂时没有对该事件做出公开回应。

　　提到音乐人，很多人都认为那是一批很浪漫的人。他们可以在海边谈着吉他，唱着歌，大谈情怀与理想。但当现实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后，比起依靠资本支撑起来的商业平台，他们又成了那批弱势的人。

　　维权这件事，在很多音乐人眼中，总像是个悖论。

　　2016年，著名音乐人小柯的《因为爱情》也曾遭遇过音乐版权侵权事件。虽然提出了诉讼，但小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类诉讼一般只是为了讨个说法，打官司的时间成本和律师成本都很高，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如果忍气吞声不维权，音乐制作方又要蒙受巨大的损失。即使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也不见得有成果。

　　知乎作者、娱乐文化产业律师赵智功曾在知乎上分享过一张图，并详细解释了音乐人应如何维权自救。

　　文中的几项重点在于固定证据、找对目标以及明确要求。

　　赵智功认为，音乐人应注意保存截图、录像等即时证据，以防侵权者随时销毁证据。

　　在酷狗事件中，律师张丽提到，双方既已事先签订合同，对方无约定或法律规定的事由单方终止合同，构成违约，其次，尽管提前发通知告知，但是提前关闭通道，没有履行合理的告知义务，是有存在一定的欺骗行为的。

　　那么，维权方应注意保留所有上述环节的关键性文件、证据，最好可以提供相关录音录像。

　　其次，赵智功认为维权应找对目标，即事件真正的运营主体公司。在酷狗事件中，据周韬介绍，第一次维权前商城相关事宜对接方为齐鼓文化，而第一次维权后，商城对接事宜转移到了酷狗繁星。

　　天眼查数据显示，广州齐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企业形象策划服务、演出经济代理服务等。而其股东之一，便是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也是酷狗繁星在线演艺平台的所属公司。

　　所以，针对不同阶段的事件发酵，维权方也应对侵权事实的主体进行分辨，以防“灰色地带”的出现。

　　最后一步是明确要求。赵智功提到了赔礼道歉和经济赔偿的区别，即经济赔偿一定要具体。

　　对于事件处理，赵明曾提出过以下三项诉求：

　　一、根据合同结算余下的30%尾款；

　　二、给一个具体的审核日期，并按之前的审核标准来审核；

　　三、审核通过的这批歌，希望在一两个月把款结清，不接受议价，并按商城后台的成交金额结算。

　　那么在违约案件中，由于有合同的标注，结款金额应具体化到数字，而不是宽泛的比例。

　　在调查过程中，刺猬公社也注意到，音乐产业律师数量少之又少。

　　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发布的《  2018年音乐人生存现况与版权认知状况调查研究报告 》显示，互联网成了音乐人维权最主要的阵地。

　　在此时事件中，更多的音乐人选择用发微博、示威等方式，试图唤起平台方的正视，而不是去寻找专业的维权机构和律师。

　　这对他们来说，陌生，费时又费钱。　（文中周韬、赵明、姗姗、张丽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