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义被指推高科技公司估值：“金主爸爸”不高兴

fudashuai

　　原来，掌舵1000亿美元超级基金的“电子时代大帝”孙正义也要看人眼色。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愿景基金的两个最大外部投资者沙特阿拉伯的公共投资基金（PIF）与阿布扎比的穆巴达拉投资公司（Mubadala Investment Co.）最近均抱怨基金经理软银集团（Softbank group Corp.）为科技公司开价过高，以及Softbank首席执行官孙正义个人对投资决策太过强势，控制权太大。

　　这两大LP贡献了愿景基金认捐资本的三分之二，如果他们开始对基金运作不满意，可以想见，身为“大帝”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涉及实际利益的就是，软银的下一期融资会更困难。

　　点燃沙特“金主爸爸”不满情绪的导火索，包括一家中国公司——商汤科技。

　　“金主爸爸”为什么不高兴？

　　据报道，去年秋天软银向商汤科技（sensetime）投资的数亿美元是把商汤估值推高到77亿美元的重要推手，而软银还在推动一项针对商汤的10亿美元投资，以将其估值推上100亿美元高峰。

　　但包括商汤在内的相关方均否认消息。

　　商汤的主要竞争对手Megvii Technology Inc. 目前才以35亿美元估值筹集资金。

　　差距的确有点大。

　　问题是，基金运作包括“募，投，管，退”全过程，孙正义就不怕价格太高没人肯接盘，自己被套牢？

　　一笔投资，先由软银投出，再把股权转到愿景基金名下，孙正义性格强势，这种左手倒右手、“中间商吃差价”的做法，是两大LP的又一个心结。

　　根据公司文件显示，软银已经转让、出售或计划向愿景基金出售至少价值263亿美元的股份，这些股份是软银在过去几年中以大约249亿美元的“采购价”买进的。

　　也就是说，不管这些科技公司最终成败如何，该赚的钱，软银自己已经落袋为安了。

　　商汤究竟值不值77亿？

　　那么，商汤究竟值不值77亿？

　　作为人工智能视觉识别领域独角兽， 商汤的业务很容易被“视而不见”。拍照时的人脸监测、相册相片的智能归类、OPPO等手机主打的双摄解决方案，背后都是商汤的技术。

　　但这不是商汤科技实力或商业价值的全部，据业内观察，商汤的业务可归结为三大板块：

　　第一块是软件、系统应用，如监控视频智能分析、人脸布控、视图情报研判等，主要应用在安防领域。

　　第二块是软硬件一体的智能前端设备应用，涵盖人脸识别闸机、身份验证一体机、商户娱乐营销使用的互动广告机等。

　　第三块是基于智能手机的业务，即上所提到的各种“视而不见”，并且，在增强显示感绘技术上，商汤已实现把人脸关键点定位技术从106点提高到240点。小咖秀，熊猫直播、FaceU等视频类App的AR交互方案基本出自商汤。

　　此外，从商汤已对外公布的信息看，商汤也有野心发力自动驾驶和新零售领域。

　　问题是，即便科技实力强悍，作为2B的技术供应商，“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商汤真正有多少商业价值？

　　前有商汤的大客户美图，上市前后，无论在用户数量还是使用频次，所有数据都非常亮眼的公司，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实现自己的商业价值。

　　后有同样由孙正义巨资助阵的滴滴，在中国网约车市场几成一家独大之势，强悍如此，最近也传出裁员及巨亏的消息，甚至连未来存亡都已令人遐想连篇。

　　没有人怀疑古希腊的文明，但当罗马人的铁骑征服而来，也只能慨叹“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

　　全球科技风投“着凉”，软银股价暴跌

　　无论中东金主是否能继续容忍孙正义的“一意孤行”。但全球性的科技风投流感似乎真的来了，风险资金“着凉”，对科技企业的投资热情正在冷却。

　　2月初，金融大鳄索罗斯的基金管理公司提交给美国监管机构的报告显示，索罗斯的基金在2018年四季度几乎清仓了所有科技龙头股，包括AMD、苹果、微软、阿里巴巴的股票，减持AT&T、亚马逊、高通等公司，只有谷歌母公司是“独苗”，成为四季度唯一被索罗斯增持的公司。

　　无独有偶，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减持了其最大投资标的苹果公司的股份，同时还清仓出售了此前所持甲骨文的股票。

　　两尊大神对科技股态度的转变，对整个市场有风向标作用。市场开始反思，近些年让投资人如此轻率地做出高估值投资决策的科技企业，是不是虚胖虚高了。

　　风口灭了，科技公司的猪或雀，还能飞吗？

　　回到软银和孙正义，过去三个月，软银股价暴跌，累计跌幅达33%。财报显示，截至2018年9月底，软银总计有约18万亿日元（约合1.58万亿元人民币）的流动和非流动有息债务。

　　人生经历和创业历程堪称传奇的孙正义，几乎成功踩准了此前每次科技浪潮的节奏，但从现在到未来，在技术演进很可能在相当长时间里只能循序渐进的情况下，孙“大帝”能放下大闹天宫的传奇，甘心过苦日子一步一脚印地到西天取经吗？

　　拭目以待。来源 | 中国经济周刊　　文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邹松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