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盛世危局： 陨落的掌门 四起的楚歌

fudashuai

　　权小星　[“三星集团着手解体未来战略室，这个措施将有利于各个子公司根据自身情况进行独立决策，我们也将走一条三星集团历史上从来没有走过的路。”]

　　[此后的8月25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三星掌门人李在镕贿赂案做出一审判决，法院判处李在镕有期徒刑五年。]

　　面对法官，李在镕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在韩国检方提出量刑有期徒刑12年时，一向表现沉稳的三星掌门人李在镕哽咽了，表示“如果无法解决眼前的不信任与误解，那么我作为三星的掌门人也没有任何意义”。

　　此后的8月25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三星掌门人李在镕贿赂案做出一审判决，法院判处李在镕有期徒刑五年，除了没有采纳李在镕在与朴槿惠的会面中寻求过帮助，并在行贿的规模上有所调整之外，基本认定了检方的所有指控：行贿、贪污、向海外转移资产、隐瞒犯罪所得、向国会作伪证。

　　与此同时，舆论对于三星集团的关注也在不断提升，作为韩国乃至全球大型科技企业，“后李在镕时代”的三星将何去何从，也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焦点。

　　韩国财阀的“3·5法则”

　　韩国法律界人士金成模（音译）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李在镕的五项罪名中，行贿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行贿罪的认定与否，直接决定了其他罪名的成立与否，“毕竟，无论是转移资产还是隐瞒所得，都需要首先由受贿的事实来支撑。”

　　“在本案中，最直接的争议点在于：李在镕是否为了获利的目的提供贿赂，以及送给崔顺实的贿赂是否到了朴槿惠手中，一审的判决文件中，就有13页专门谈及这个部分；而法院则是将这两点检方指控全部给予认可，并在判决文件上特别注明：从此前的证言及证据来看，朴槿惠及崔顺实之间存在牢固的‘经济共同体’毋庸置疑。”金成模说。

　　金成模还告诉记者，针对三星集团内部正在进行的股权结构改革，一审认定其目的为“有助于李在镕获得以三星电子为首的集团及其子公司的掌控力”。

　　因此，在金成模看来，本次判决基本认定了李在镕贿赂的事实，并确定了本案“政治权力及经济权力的不道德勾结”的性质，“可以说，对于检方来讲，虽然在一些细节上有所遗憾，不过总体来看，一审审判是检方的判定胜。”

　　不过，在另一位长期从事财阀研究的韩国金融界人士朱镇亨（音译）看来，“这场审判的实质，仍然体现的是韩国财阀和司法权力之间的勾结”。

　　此前朱镇亨担任韩国某证券公司代表时，曾出面反对三星物产及第一毛织之间的合并案，而该合并案被称为“李在镕继承三星帝国的最重要一环”。

　　朱镇亨认为，该合并案“通过低估三星物产价值，以刻意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的方式谋取私利”。

　　“在李在镕继承权力的过程中，三星物产及第一毛织的合并案中，韩国国民年金（记者注：国家养老金基金）最终投出的赞成票，可以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对于检方认定的李在镕曾以贿赂换取政府对于继承的支持的主张，一审法院却给出了‘虽然李在镕贿赂了朴槿惠、崔顺实势力，但目的上无法认定为私利’的判断，这也大大影响了判决结果。”朱镇亨指出。

　　朱镇亨认为：“在众所周知三星集团的实际掌门人为李健熙家族的情况下，可以说法院作出的如上判决违背常理，独具‘创意性’，一方面法院在判决文件中提及‘不当勾结’，这个判决也在侧面表示出经济权力和司法权力之间的不当勾结”。

　　另外，朱镇亨还提及在韩国坊间广为流传的“3·5法则”，借此表示韩国民众对于财阀屡次躲避刑罚的不满：即一般情况下，牵涉大型财阀的贿赂案，一审一般会判决有期徒刑五年，此后在二审、三审再以各种理由降低刑期至三年以下，最终以“缓刑”结尾。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审判决出炉以后，三星方和检方几乎同时表示对判决的不满，并先后提起上诉。

　　在审判结束后，三星方律师向包括第一财经记者在内的记者发送消息称，“我方坚定认为所有的被告人全部无罪，因此无法认可法院所作的判决”，并表示将立刻上诉，全力准备二审审判；而检方也通过正式材料，表示认为法院的判决过轻，“不符合法律及常规”，因此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韩国大型财阀中判刑最久的财阀为大宇集团前会长金宇中，检方量刑有期徒刑15年，最终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这也为大宇集团走向衰亡提供了重要原因；而三星前任掌门人李健熙曾被检方量刑有期徒刑7年，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执行。

　　但2009年年末，时任总统李明博基于“国家利益”宣布特赦李健熙，称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他能够帮助平昌申办冬奥会；而这也是韩国历史上，首度针对单人进行赦免。

　　双面李在镕

　　“在三星内部有这么一个传闻：李在镕的汽车后厢中，有许多部三星Galaxy旗舰款智能手机，当遇到一些重要人物的时候，会借此来宣传自家手机。”一位消息灵通的韩国人士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道，“不过这原本只是一则传闻，直到那件事情的发生。”

　　那是在一场家族活动中，当一名记者意欲采访李在镕之时，李在镕发现了一些端倪，开玩笑道：“如果你拿的是三星手机，我就乐意接受采访了。”而此时记者手中正拿着LG智能机。还未等记者回话，李在镕就走到私家车面前，从箱子里拿出一部三星旗舰款手机送给该记者。此后“Galaxy宣传大使”的名声不胫而走。

　　事实上，在“Galaxy宣传大使”之外，李在镕有个更为深刻的印象留给韩国民众，即“含着金汤匙出生”。

　　李在镕出生于1968年，父亲是韩国首富、三星集团的掌门人李健熙，母亲是韩国大型传媒企业《中央日报》会长的女儿洪罗喜；而作为家中的独子，李在镕也早早被当作接班人重点培养，在韩国知名学府国立首尔大学毕业以后，李在镕被送往日本、美国留学。

　　2001年，李在镕正式回归三星，并开始在集团内担任一些要职；在之后的十几年里，他极少在媒体面前曝光，辗转于多个岗位。而有人评价说，与父亲李健熙的“帝王范儿”不同，李在镕性格温和，并吸收了来自西方的知识，更具备一些“书生气”；而李在镕在大学时期，以及工作后所表现出的“平易近人”也成为李在镕最重要的标签之一。

　　而一场意外事故，使得李在镕提前走到了公众的视线当中——2014年5月，72岁的李健熙因突发心肌梗塞住院，一直昏迷至今。

　　“在韩国的财阀体系之下，最大的特点便是有一个坚固的精神领袖；而正如国际集团一般（1970年代韩国十大财阀之一），精神领袖的崩溃，很有可能就成为一个集团开始崩塌的始发点；因此，集团的权力交接，也是整个财阀运营过程中，最敏感的一个部分。”长期研究韩国经济体制的韩国高丽大学政经学院教授李国宪解释道。

　　李在镕一直以来的“低调做人”，为其带来不少的声誉：例如，有媒体曾拍到李在镕为了参加朋友的婚礼，不带随从独自出门，甚至目击到独自乘坐经济舱航班；而李在镕的大学同学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证言：“曾经和李在镕一同在家中煮泡面，当时除了感觉李在镕应该是家庭背景不错之外，倒没有其他异样；知道李在镕是三星接班人，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在镕掌控下的三星，面临着多重危机：一方面，自2014年以来，三星曾面临多个季度的利润率下滑以及来自竞争对手的猛烈追赶；而另一方面，以GalaxyNote7爆炸事件为契机，三星电子也面临着信任危机。

　　在压力与欲望裹挟下的李在镕在公众面前的“曝光度”逐渐增加，有关李在镕的负面消息及评价也逐渐增多。此前，韩国媒体曾曝光李在镕的儿子今年1月以单亲家庭子女为由，作为“社会关怀对象”通过泳熏国际中学入学考核；但这一事实引发争议后，最终其选择退学，并在次日发表道歉书。

　　而其“继承权事件”更是引起轩然大波。根据三星前法务组长金勇澈曾在《三星内幕：揭开三星第一的真相》中的陈述，三星从1994年开始启动“经营权继承计划”，协助李在镕接棒三星集团。据当地法律，针对高额财产的继承人，韩国将收取高昂的遗产税。在该计划的精心设计之下，李在镕可以避免交付高达50%的继承税，并缴纳最少的税款，控制整个三星帝国。

　　外界人士分析认为，父亲的突然倒下使得李在镕不得不选择仓促之间完成接班“大计”，最终不仅未能与财阀的弊病诀别，反而选择参与到“财阀与政治权力”间的不正当交易当中。

　　谁在运营三星

　　对于在三星集团旗下的一家子公司工作的普通员工金先生来讲，今年2月底的一封邮件，让他感觉到了“变天了”。

　　这一天，三星通过公司邮件正式对员工宣布：为了履行在国会听证会上所做出的承诺，确定将在近期着手解散三星集团内部的未来战略室。

　　“虽然在此前，从电视里已经听说李在镕及三星集团涉嫌‘闺蜜干政’丑闻的消息；不过，直到看到这封邮件，才意识到真的要有大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了。”金先生回忆道。

　　而对于许多的三星员工来讲，未来战略室的解散，意味着小到原定于早6点半的高管上班时间，大到三星集团内部的决策方式以及人事调动，都可能因此发生变化。

　　公开资料显示，三星集团的未来战略室前身是由1959年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成立的“秘书室”，起初，该部门只有20余人，主要帮助会长处理日常事务。

　　李国宪教授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事实上，韩国第一代财阀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就是由创始人家属或掌门人对企业掌握绝对的决策权，并依靠掌门人的‘灵感’来经营企业；而三星作为一家多元化经营的公司，其子公司遍布世界各地，因此李秉喆认为需要一个强大的参谋组织作为内部的协调者，收集信息后做出企划和调整；在如此背景下，秘书室的功能开始被强化。”

　　在此影响下，李秉喆开始把所有的日常事务交给下属，自己只做战略性的决策，而这一理念被李健熙接受，并得到进一步发展；截至1980年代，三星秘书室已经被称为“运作韩国经济的中枢机构之一”，并成为了李健熙推进“新经营战略”的重要方式之一。

　　此后秘书处曾经历了多次组织变动，于2010年更名为“未来战略室”，该机构虽然不属于三星集团旗下任何一个子公司，但这个被三星员工简称为“由室掌权，子公司掌财”的系统延续至今，三星各子公司的设计方案、分配资源和调整业务均由“未来战略室”负责，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上行下效的威权体制。

　　“可以说，三星的未来战略室，就是三星集团，乃至每个‘三星人’的‘大脑’，并为掌门人能够专心做‘大决策’立下了汗马功劳。”李国宪说。

　　而未来战略室的解散，则意味着三星正在加速“立藩”，将权力下放到各个子公司，来实现平稳运营的目的。

　　此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三星集团高管曾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三星集团着手解体未来战略室的背后，与李在镕本人认为‘承诺的事情应该尽快兑现’的意志有很大关联。相信这个措施将有利于各个子公司根据自身情况进行独立决策，我们也将走一条三星集团历史上从来没有走过的路。”

　　而上述在三星工作的金先生也有类似的感受：“虽然说，我的级别不可能直接接触到李在镕。不过的确可以看到的是，三星集团的许多决策逐渐由集团转向由各子公司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决策的比例明显提高。”

　　韩国政治分析家赵尚熙认为，三星将逐步形成由各大子公司、业务负责人进行日常运作经营，并由李在镕在狱中进行协调和大型项目的决定的体系。

　　“事实上，即便是在今年2月李在镕被逮捕以后，诸如追加投资等大事件，仍然是向李在镕亲自报告并作出决策；而在韩国的各大财阀当中，这种‘狱中经营’并不罕见。”赵尚熙说。

　　赵尚熙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特别是在三星宣布关闭未来战略室的情况下，若三星仍如其他财阀一样，设置独立决策机构，则很有可能招致舆论‘复活未来战略室’的批判，这显然对于即将面临的审判是不利的；因此，三星将会选择加强李在镕的‘狱中经营’的同时，试图向各大子公司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放权，扩大经营自主权。”

　　前述三星高管承认：“因受到李在镕被逮捕的影响，现阶段虽然公司仍在正常运作，工作有条不紊地正在进行，但有关人事招聘、企业并购等战略性的决策上，不可否认受到了一定影响。”并表示“特别是近年来苹果、谷歌等大型巨头动作频频，通过不断扩张业务范围以扩大生态圈；而即便是李在镕在狱中做出决策，在决策体系没有整顿的情况下，相较于正常情况，局限性仍然很大”。

　　审判“旧财阀”

　　“我认为，李在镕获刑对三星的负面影响，甚至低于Note7（对其的负面影响）。”家电业观察家刘步尘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他认为，三星是一家基于现代企业管理机制之上的家族企业，企业的运转更多靠的是机制而非个人影响力。

　　而在公司层面之外，李国宪教授则从长期的角度上，担忧三星李在镕案对于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考虑到韩国的中小企业，主要是依靠加入大型财阀的产业链生存的现实，而三星早已成为了韩国的标志性企业，三星的危机，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问题，更应该考虑对于韩国经济带来的就业、国家信用度等无形中、间接性的伤害。”李国宪教授说。

　　截至2016年6月，三星集团旗下在韩国境内共设有59个子公司，其中有15个公司已经上市；而其中之一的三星电子，更是占据了全韩上市公司市值的榜首。

　　据韩国首尔交易所的统计数据，全韩十大集团所有上市企业的市值总额为714.3320万亿韩元，其中三星集团一家就达到352.1560万亿韩元，远远超出第二名现代汽车集团的104.5941万亿韩元，占据了“半壁江山”。

　　而不仅是KOSPI指数，在原本为了分担风险而设立的、由韩国200大企业构成的KOSPI200股指期权指数则直接演变成为“跟着三星电子的股价走”。

　　有业界人士分析，在KOSPI200指数的总市值1100万亿韩元中，三星电子一家就占据了220万亿韩元，占近20%；在此情况之下，这位业界人士不无担忧地分析：占有三星电子近四成股份的外国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利用其信息和投资技巧上的优势，通过运用原本为了“分担风险”的期货交易的买卖期货选择权的方式，将占有主导性的优势。

　　“虽然这些机构和外国投资者，无法直接操纵KOSPI200期货指数，但是完全可以通过操纵三星电子的股价，而达到其预期的目的；这也无形中为韩国股市的不稳定性增加了一个因素，在此过程中，最后败北的很有可能就是散户。”上述业界人士补充道。

　　朱镇亨则表示：“事实上，本次审判的意义在于，不仅仅应该成为针对李在镕或三星集团的审判，更应该成为对于旧财阀体系，成为‘积弊清算’始发点的一场审判。”

　　“我们应该明确：财阀家族仅持有少数股份，却通过复杂的股权结构，以及对于法律的‘钻空’，实现对企业无孔不入的控制和对企业领导职务世袭式的占有，这种模式严重违背民主原则和商业精神。”朱镇亨表示。

　　朱镇亨认为“后李在镕时代的三星的去向，并不应该由三星判断，而是应该由市场来做出判断”，并举例称三星电子在首尔股票交易所的股价并没有因为此前李在镕的被逮捕，而发生大幅度的跌落，相反三星电子的股价总体上仍然保持稳定上涨的态势，每股股价一度突破230万韩元，再创历史新高。

　　他引用《华盛顿邮报》对于三星的批判：“三星的影响近乎可以与政府匹敌”。他表示，“文在寅政府上任时最主要的承诺，便是‘清算积弊’，改革国家；而如果无法就财阀进行改革，切断数十年来持续的财阀与政治权力间的联系，则韩国的改革也将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