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作为我让他“自由发言”的回报,他也给予整个IDG中国团队一个自由发挥、发展的宝贵空间。1993年,我们与上海科委合作,投资2000万美元成立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开始在一片陌生蛮荒的领域探索耕耘。整整7年,颗粒无收。那些年里,每年老麦到中国巡视五六次,次次让我们提心吊胆,只怕他突然一灰心,就此罢手,收回所有投资和预算。可每次,对着一张几近空白的成绩单,老麦总是淡定自若谈笑风生,一派胜券在握的笃定。连周全都不得不佩服,“老麦是我见过的唯一比你还要乐观的人”。2000年后,随着中国公司纷纷登陆纳斯达克,我们终于迎来丰硕的收获期。2011年11月6日,老麦抱病与夫人专程到北京宴请我,祝贺并感谢我加入IDG20周年。我问他当年为何敢拿偌大资金赌在我这个毫无经验的人身上。他笑道,“Because you are the guy who'dbet your youth on China’sfuture(因为你这家伙敢拿自己的青春来赌中国的未来)”,他狡黠地一眨眼,那言下之意是,有赌命运的人垫底,他赌点钱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中国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大约可以形容我心底对老麦的敬爱,也或多或少地道出了我俩之间的那点“特殊”。但两年前,老麦的固执曾经狠狠地打击过我的“自作多情”。2012年1月,老麦在经历两次心脏手术的恢复期又遭遇感冒,病体奄奄,但他执意要亲自去印度参加会议,他太太十万火急电招我去劝阻。我专程坐飞机赶到,自告奋勇愿代替他出差,没想到他硬梆梆地就回了我一句,“我们就别讨论这个问题了。旅行让我感觉良好(Travelmakes me feelgood)。”这是老麦第一次也是唯一对我说“不”。事后,我还不无伤心地对周全说,老麦毕竟不是我的父亲,否则,我无须请求,只要大喝一声,“不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