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亚迪“广告门”剧终：主犯被判14年，广告公司却被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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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比亚迪“广告门”剧终：主犯被判14年，广告公司却被拖垮　文|AI财经社 田晏林　编|游勇

　　5月14日，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的一纸裁定书，让沉寂了两年的比亚迪“广告门”事件再次回归公众视野。

　　这一曾经惊动广告圈和汽车圈的合同诈骗案，事实真相经过媒体的报道和法院的审判已基本揭晓：事件的核心人物李娟未经比亚迪公司许可，擅自设立“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市场推广部办公室”，自称负责人，使用私刻印章与几十家广告商签订比亚迪品牌广告推广合同，未付的款项高达2.47亿。

　　此外，李娟还冒用上海比亚迪名义，许诺高息回报，以向与比亚迪品牌有关的广告项目垫资为名，诱骗被害单位上海霜阳、上海睿思哲等在内的公司与其冒名的上海比亚迪或其指定的上海雨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各类合同，骗取钱款1.75亿元。

　　2019年12月31日，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李娟有期徒刑14年。但风波并未就此平息。

　　据“红星资本局”报道，曾为比亚迪华东区、华北区商场执行了三十多场静态展的上海速肯广告，因迟迟未收到比亚迪的结款，自己也未能按时支付广东卫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30万元广告资源费及违约金，现已被列为失信公司与限制高消费企业。有同样遭遇的广告公司还有上海霜阳文化、上海竞智广告等。

　　一位因此事受损的比亚迪广告商告诉AI财经社，曾经抱团维权的广告商和供应商们，如今一部分仍然走在艰难的诉讼路上，另一部分企业则在长期的经济纠纷中走向破产。

　　01 “罗生门”之下

　　今年4月29日，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公布的执行裁定书显示：“经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本案被执行人上海雨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雨鸿）暂无财产可供执行，故无继续执行的条件，应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据了解，李娟作为上海雨鸿的实际控制人，多次冒用上海比亚迪的名义骗取款项转入该公司的账户。

　　2020年4月，霍尔果斯同领立胜广告传播有限公司将上海雨鸿告上法庭。霍尔果斯称，公司为比亚迪提供了2018年比亚迪CD级车展运营项目合作服务，并与上海雨鸿完成了相关商务流程。现要求对方支付服务费用1495.19万元，以及每逾期一天，对方应按逾期款项的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

　　而作为比亚迪公司和供应商霍尔果斯之间的第三方，上海雨鸿以原告未要求开具发票，以及未收到上海比亚迪公司的款项为由，拒绝支付。不过，法院最终的判决是支持原告。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类似这样的纠纷案还有很多。因此，当奉贤区人民法院的裁定结论出炉时，尽管法院主观上支持广告公司的诉求，但客观上，这些企业依旧拿不到自己的那份钱。外界质疑，喧闹一时的比亚迪“广告门”事件难道就这样宣布剧终了？

　　作为上海速肯广告的负责人，吴涛（化名）显然不能接受。吴涛向AI财经社介绍，在广告行业，很多营销活动的费用都由广告公司先行垫付，在行业里非常普遍。比亚迪公司还有2800多万元的费用没有跟他结清。

　　从2018年6月到现在，吴涛一直向比亚迪追讨这笔欠款。没有充裕的现金流，这两年内他不敢接大生意，因为“没钱垫付”，疫情期间，生意更加不好做，也让吴涛更为焦急。

　　其实当年的“广告门”案是比亚迪主动曝光的。当时比亚迪方面发表声明称，李娟冒充比亚迪员工仿造了邮箱、公章等资料，在多年内以最优惠的价格与资源赠送的方式为公司做宣传。这也意味着，他们不能应广告公司的要求，支付相应的宣传费用，因为与广告公司签约的是假的比亚迪。

　　比亚迪和广告供应商们各执一词，让该事件一度陷入“罗生门”。

　　本以为李娟的自首能换来比亚迪的平静，但在吴涛看来，无论李娟判多少年都不重要，事情远没有结束，“我们的活儿都是给比亚迪干的，现在钱没拿到，绝不会撤诉。”

　　02 比亚迪是甩锅还是无辜？

　　官方显然已经对此事盖棺定论，但受牵连的广告商和供应商们依旧在追讨比亚迪的责任。李娟虽然被判刑，但他们和比亚迪之间的账还没算清。

　　据媒体报道，比亚迪在长达3年内的时间里找了30多家广告公司做品牌推广，后者们垫付的宣传费用高达11亿。但比亚迪认为，与广告公司合作的是“假的比亚迪”，并以“不知情”为理由免责，这让广告供应商十分愤怒。

　　尽管比亚迪在官方微博告知函称，将根据警方对于相关事实和金额的核查认定，与相关公司共同商讨合理的解决方案，并由该集团采购处总经理负责预约接待。但三年过去了，AI财经社了解到，双方还在僵持中。

　　吴涛认为，无论比亚迪是否知情，三年来公司出现重大纰漏，管理不力的责任不能推脱。

　　和吴涛一样，赵淼（化名）作为该事件直接受害者，他的广告公司经过这三年的折腾，已经濒临破产边缘。他告诉AI财经社，比亚迪曾宣布赞助英超足球俱乐部阿森纳的活动，说不知情根本不可能。

　　“2018年事情刚爆出来那会儿，我们所有广告商、供应商都拧成一股绳，找上海比亚迪讨说法。但后来我发现比亚迪用了一招，就是逐个击破。”赵淼说，比亚迪找每家企业单独聊，给他的许诺是，未来能分多少业务量，但他没有答应。吴涛也接到过同样的协商条件，他也给拒绝了。“哪怕比亚迪当时答应把那些欠款先还20%，我都能接受，起码让我们公司先运转起来啊。”

　　后来赵淼听几个接受了比亚迪条件的广告公司说，那些项目根本不挣钱，“一般我们接活动利润率在20%-25%比较合适，但他们说给比亚迪干活儿，利润不到10%。”

　　但比亚迪的“诛心”策略奏效了。赵淼发现在那之后，曾经抱团一致对外的广告公司开始各怀心思，只有亏损最多的企业还在坚持诉讼。其中包括亏损最多的是上海千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今年5月1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公开审理了千乘文化与比亚迪公司的服务合同纠纷案。吴涛称，自己现在正在等千乘文化的判决结果，“因为是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对于我们类似的诉讼有指导性作用。”

　　“要是判决结果不理想怎么办？”AI财经社问。

　　“我们已经打持久战快三年了，继续耗呗，我看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解决。”吴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