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们”纷纷退休 中国家族企业面临接班人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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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郭台铭们”纷纷退休，中国家族企业正面临“接班人之问”　　蔡庆丰 陈熠辉 吴杰

　　继去年阿里巴巴马云宣布退休，近日“郭台铭将退休”的新闻，再次将退休和大企业接班人的话题推上舆论热点。

　　在中国，80%以上的民营企业都以家族企业形式存在。代际传承作为家族企业基业长青的关键要素，却在中国的家族企业中实现得并不顺畅。现实情况是，近年来，中国的家族企业已经进入代际传承的关键时期。

　　未来十年，近300万家族企业将面临代际传承问题。但胡润百富榜调查发现，近50%甚至更高比例的家族企业二代并不愿意继承父业。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数据显示，82%的家族企业二代“不愿意、非主动接班”。为何中国的“家族企业二代”不愿意接班？

　　理解中国家族企业所面临的“代际传承之困”，二代自主权、权威合法性与比较期望、隐性知识转移、价值观差异等多个维度，或许都有助于思考这个问题。

　　二代经历的影响力

　　在企业传承过程中，二代的成长经历究竟会给企业带来何种影响？

　　（1）童年经历

　　童年时期的经历对个人信念与偏好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在童年时期经历过家族企业初建期的二代，对于企业会存在一种复杂的“排斥”情感，这种情感通过两方面对家族企业二代的信念与偏好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二代对于父辈所创立的事业缺乏认同感。

　　第一，与二代所处的环境不同，家族企业的一代创立者大多是为了生存而创立企业。但二代成长在物质生活优越的环境下，生存早已不再是当务之急，与“草根”父辈相比，他们更缺少艰苦创业的精神。

　　第二，处在初创期的家族企业，父辈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企业中，家族企业二代即便理解父辈的创业不易，也会认为企业的存在剥夺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父辈关爱，从而使得二代认为初创期的企业才是父辈最宠爱的“孩子”，这种在童年时期所形成的对于企业的嫉妒心理会持续几十年，进而给企业传承带来意外的困难。

　　二代在继承家族企业之后对父辈所创立的事业缺乏认同感，为避免这种在信念与偏好以及情感上与父辈可能存在的冲突，二代并不愿意继续在父辈的领域内经营,而是希望脱离父辈，从事自己感兴趣的行业，通过跨行业并购进入自己感兴趣的行业成为二代在继承企业的同时又跳出父辈经营领域的绝佳策略。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在童年时期经历过家族企业初建期的二代更倾向于通过跨行业并购进入其他行业经营。

　　（2）海外留学经历

　　除早期的童年记忆外，教育经历也对个人信念与偏好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与家族企业一代相比，大部分二代在海外接受过高等教育，与父辈的教育环境存在巨大差异，他们往往具有更加专业化的管理理念和行业知识。二代的海外留学经历从三个方面影响着企业的代际传承。

　　首先，家族企业二代的海外留学经历使他们接受了相比父辈更加系统科学的企业运作知识以及管理理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与其父辈的知识见解不同。其次，个体的教育水平越高，其处理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也越强，导致其创新意愿及风险偏好也越高。最后，二代在海外留学期间不可避免地会减少与企业接触，从而对于一代所建立的政商关系、人际关系等缄默资本的继承会处于一段真空期。

　　一方面，这些缄默资本本身难以直接传承；另一方面，这些缄默资本也许是很多接受过西方现代经营理念教育的二代所不愿继承的。而在中国这个“人情关系”社会中，社会关系往往对于企业的发展会起重要作用，这就导致二代如果继续在父辈的产业领域内经营会步履维艰。

　　在这种情况下，由留学经历所导致的两代人价值观差异也会促使二代，更倾向于脱离父辈的产业范畴。据此，本文提出另一假设：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家族企业二代，更倾向于通过跨行业并购进入其他行业经营。

　　（3）家族企业外工作经历

　　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企业高管在步入社会后的社会履历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Custódio研究企业高管的工作经历对其管理行为的影响发现，具有金融行业工作经历的CEO倾向于更高的风险偏好，他们在管理企业过程中通常会使公司持有更少的现金以及更高的负债。同时，具有金融行业工作背景的CEO对于企业的财务管理也更加积极，更有能力解决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

　　高管的社会履历能够“外化”为企业价值，例如更高的并购绩效、更加经验化的管理理念，甚至更加专业化的生产模式。出于职业锻炼和个人偏好的原因，很多家族企业二代在完成正规教育后并没有直接进入家族企业，而是在家族企业外寻求工作机会。

　　家族企业外的工作经历使二代能够体验不同于家族企业内部的经营业务及企业文化，有助于其视野的开阔及对行业状况的了解，对于他们的经营方式和经营理念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在进入家族企业之前，具有不同于家族企业所在行业工作经历的二代更倾向于通过跨行业并购进入其他行业经营。

　　（4）行业景气度的调节作用

　　在转型经济中，企业的运营状况不仅受自身内部条件的影响，也受到外部行业景气度及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行业景气度从两个方面影响着二代对企业前景的预期。

　　首先，中国的家族企业基本都属传统制造行业。在当下实体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大量的精力和资本投入却换来微薄的利润，这种“利润薄得像刀片、压力重得如泰山”的行业背景，无疑会进一步减弱二代对家族事业的认可，其对父辈生活方式的偏见也会被放大，从而进一步增加二代进行跨行业并购的动机。

　　其次，相比父辈白手起家创办企业的浓厚情感维系，二代会更多地实施对于资本的逐利行为。当实体经济盈利水平下降、风险不断暴露时，他们能够意识到子承父业、继续在原有范畴内经营只会导致企业的前景变差，因此对于公司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具有更加理性的认识。不少家族企业二代更倾向于另起炉灶，在互联网、金融、高新技术、信息等产业展露才华，因此，在他们接班家族企业后会更倾向于主导企业脱离制造行业。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行业景气度对二代的童年时期父辈创业经历与企业的跨行业并购行为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业景气度对二代的海外留学经历与企业的跨行业并购行为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业景气度对二代的不同于家族企业所在行业工作经历与企业的跨行业并购行为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

　　（5）成长经历与高收益行业并购

　　家族企业二代作为企业的最终所有者，即使不愿继续在父辈产业领域内经营，也会通过其个人的影响力为企业谋求更大的利润。因此，在企业选择跨行业经营时，一种很大的可能就是进入利润丰厚的行业。

　　受到金融房地产行业的高收益驱动，家族企业容易选择向着金融房地产进军。首先，家族企业通过跨行业并购进入金融房地产行业，除背后丰厚的利润驱使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都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经历过父辈艰苦创业的二代，对于父辈所创立的劳动密集型、薄利多销式及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心存抵触，对于实业经营、成本控制、精细化管理等缺乏兴趣，他们并不愿意重复老一辈艰辛的生活方式。

　　其次，大部分海外留学过的二代具有金融、商科专业背景，而家族企业外的工作经历使他们更加懂得资本的逐利性，因此金融房地产这些资本运作、国际化行业更受他们的青睐。

　　二代更青睐资本密集型

　　基于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在童年时期经历过家族企业初创期的二代，会促使企业通过跨行业并购进入金融房地产等高收益行业。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家族企业二代会促使企业通过跨行业并购进入金融房地产等高收益行业。具有不同于家族企业所在行业工作经历的二代，会促使企业通过跨行业并购进入金融房地产等高收益行业。

　　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第一，在家族企业的传承过程中，二代的童年时期父辈创业经历、海外留学经历以及家族企业外工作经历，都会增加企业跨行业并购的可能性。

　　这主要是因为二代的成长经历与一代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在思想理念上与父辈存在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二代很可能不会继续在父辈的产业领域内经营，其中一个选择是继承家族企业之后，通过利用家族优势主导企业进行跨行业并购进入其他行业开拓疆土，这样一方面缓解了来自家族传承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逃离”自己不感兴趣的父辈传统制造产业，通过获取家族的资源支持顺利进入到“新领域”之中。

　　第二，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所处行业的景气状况对二代的成长经历与跨行业并购行为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若企业所处行业不景气，会进一步增加二代的跨行业并购动机。

　　第三，对于二代成长经历与企业高收益行业并购的检验结果表明，二代的童年时期父辈创业经历，与家族企业外工作经历，都会显著增加其进入金融与房地产等高收益行业的可能性，这一方面是出于资本的逐利动机，另一方面是由金融与房地产这些高收益行业的资本密集型属性所决定的，这种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为二代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父辈艰苦创业的生活方式，从而更受二代的青睐。　（蔡庆丰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金融学博士；陈熠辉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博士研究生；吴杰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硕士研究生)